比较文学的研究任务是什么,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有哪些研究学派

什么是比较文学？

本科时候学比较文学课程。说到比较文学的宏大理想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中立的适用于各种文化的理论范式，拒绝西方中心主义。当然纯中立什么的肯定不可能，但是西方中心主义，至少现在表面功夫是要做够，一定是要坚决反对的。虽然美国的比较文学系里懂英德法西语的人远远多于我这种中英日法型的，终归，这个宏大的理想还是有的。

其实比较文学真的是一个趋势，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被迫反应策略。因为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中研究纯的“民族文学”不啻天方夜谭，而所有民族文学都有个可疑的不单纯的起源。如何应对这种现状，如何认清这个世界文学文化的现象，这是我们的任务。

当然，这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视角，以及牵涉到跨界研究分析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以及更多的缠杂不清的文化相关的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问题，使得理论成了重中之重。而有时候比较文学的课题就可以简单到用一种其他文化的理论来研究评论另一种文化的例子。

当然，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是非常让人不知所措的。这种全系人民聚在一起聊天可以真诚地对对方所做的课题完·全·毫无了解这种事情，估计在其他领域非常罕见，而在我们是常事。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这个东西，我去过一次。表示坑爹。表示会场上完全鸡同鸭讲。

一般会议中一个小会场里大家互相说的东西应该还是能听懂、能对话的是吧？在这个会议上真不是。细说来是这样的，我的panel是漫画相关的。我们的panel里只有我一个做日本动漫相关的我就不说了，同一个会场里有做马来西亚怀旧民族风漫画的政治性的，有做19世纪英国版画的连环画性质的案例的，而我是做日本动画黑塔利亚的中国同人的……那啥，还敢再奔逸一点么= = 就这么概括出个抽象理论——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请简述法国比较文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比较文学-正文 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互相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比较文学不同于各民族文学，也不同于总体文学，它不研究一种有自己内在传统联系的民族文学，也不探讨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最普遍的根本规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不同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后者是认识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一种途径和办法，前者则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目的、范围，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和独立的研究方法。

任务和范围 比较文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一种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和其他民族文学对这一种民族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对比地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的两种或几种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风格、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类同和差异；它还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纯科学的相互关系和异同。

关于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影响研究。它追求文学发展的“经过路线”。既从“放送者”的角度探索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曾容纳和改造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包括“渊源学”和“媒介学”。“渊源学”在多方面相互影响中研究文学发展的渊源流变；“媒介学”研究各民族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手段如翻译、改编等。影响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一种文学如何经过创造性的吸收过程成为另一种文学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研究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有助于总结经验，指导今天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

关于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的研究称为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包括“题材史”、“主题学”、“类型学”、“形态学”、“比较批评”（或称“比较诗学”）等内容。题材史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历史，如人类起源这一题材在各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不同表现和发展。“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如“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等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表现。“类型学”对比研究各民族文学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形态学”研究同一文体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发展过程。“比较批评”或“比较诗学”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不同批评概念和批评原则及其发展历史，以及各民族诗歌创作的共性和特色。平行研究帮助人们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以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同时也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特点。

比较文学是一种边缘科学，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绘画、雕刻的关系，也研究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纯科学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极其广博的知识，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发展简史 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从19世纪才开始，早在14世纪，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俗语》中就曾以早期法国文学与类似的普罗旺斯文学互相比较；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比较研究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节奏所形成的不同诗歌格律；伏尔泰也曾比较研究过不同民族文学中不同的史诗类型。意大利启蒙运动领袖维柯在《新科学》卷 3中对荷马的两部史诗进行了详细比较，认为它们都是不同地区和时期的民间歌手的口头传诵作品，不可能出于荷马一人之手。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正是比较文学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都自有其文化的价值，注意分析作家与作品产生的环境及其与其他文学作品的联系。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应用了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比较生物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立法学等新的学科，这就构成了比较文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比较文学一词首先出现于1829年，当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在他讲授的一门课程的引言中，第一个把自己的一部著作称为“比较文学研究”。1830年巴黎大学另一位教授安贝尔则把自己讲授的课程称为“文学艺术的比较历史”。1848年，英国批评家安诺德也采用了“比较的各国文学”这类术语，并在《目前文学批评的功用》一文中号召“每位批评家除他本国的文学外，至少必须熟悉另一种伟大的文学，这种文学与自己本国的文学差异愈大愈好”。但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却在1865年法国批评家圣伯夫称安贝尔为“比较文学的哥伦布”之后。

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在19世纪的俄国并不流行，但有关这一内容的学术著作却相当丰富。早在1833年，著名批评家雅基莫夫就已写成《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力求将俄罗斯文学现象同其他古老的欧洲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加以科学的论述。后来他又写了《在同外国文学联系中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另外还有佩平写的《在国际联系中的古俄罗斯小说与童话的历史》、达什凯维奇写的《部分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与欧洲文学家创作的比较》等，都是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力作。

在西欧，1895年德国语文学家本法伊为德译《五卷书》写了前言，指出欧洲文学某些题材直接来源于印度故事，被认为是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开始。1872至1884年间，丹麦批评家布兰代斯完成了他的6册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强调必须对欧洲文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并在序言中指出:“这种比较性的研究具有双重的便利:一面可以把外国文学带到离我们那么近，使我们能够跟它合成一体；同时又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放远了，使我们在真正的远景中看见它。”1886年，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比较文学》（英国波斯奈特著）。专门的比较文学刊物也相继问世，如匈牙利的《比较文学学报》（1877~1888，前两年原名《比较文学杂志》），由梅茨尔主编；德国的《比较文学杂志》(1887~1910)，由科赫主编。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1890)、法国的里昂大学(1897)都继巴黎大学之后陆续设立了比较文学专题讲座。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先成立了比较文学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也在1904年成立。主持里昂大学第一个讲座的德·科斯特教授对比较文学的方法作了广泛而有系统的研究，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欧洲现代文学分析，取得了很大成绩，曾被称为“比较文学之父”。哈佛大学的肖菲尔和白璧德也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00年法国学者贝兹编纂了《比较文学书目》，1903年罗力耶所著《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20世纪》，收集和总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1931年出现了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的名著《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全书分《比较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绩》、《总体文学》三大部分，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法国始终是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

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4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很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文学以美国为中心而发达起来。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和分析比较文学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1958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继1956年在意大利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美国召开第二届会议，讨论了比较文学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美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发生直接关系的各民族文学之间，还要探讨全无关联的不同文学体系的共同现象及其差异，把平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引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

6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苏联也得到很大发展。1960年苏联开展了“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专题讨论和1971年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议，推动了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197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4卷和1978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 9卷分别用《比较历史文艺学》和《比较文艺学》的词条阐述了比较文学的内容。

进入7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和苏联中心论的局限，许多学者开始感到缺少对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区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了解，就谈不上对文学现象的全面研究。东方的文学体系，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拉伯的传统文学体系越来越引起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东西方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必将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目前，以中西比较文学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已召开过多次，这一领域的开拓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明显趋势。

三大学派 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学派。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法国学派以梵·第根、伽列等人为代表，是历史最久的一支学派。他们强调影响研究，认为比较文学应侧重研究各民族文学作家和作品之间的直接影响，即确实存在的“事实关系”，而不需作美学评价，也不重视美学欣赏。他们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摆脱全部的美学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50年代兴起的美国学派以雷纳·韦勒克（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捷克学者）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平行研究，反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的实证分析，主张把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提倡从美学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苏联学派形成于60年代，代表人物是维·日尔蒙斯基、米·阿列克谢耶夫等。他们强调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各民族文学独立产生的共同特点正是各民族文学能够互相影响的基础和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在比较研究各种文学联系和比较研究各种文学的异同之间不作明显的区别也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现象。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新的学派还将不断出现，正在酝酿中的以促进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中国学派就是一例。

比较文学在中国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在广泛比较各国文学的基础上探索过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路。鲁迅早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比较分析了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他指出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政治上的衰微带来了文学上的沉寂；俄国虽也似无声，但“俄之无声，激响在焉”；德国青年诗人以热忱的爱国精神“凝为高响”，使人民热血沸腾；英国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恶魔诗派”更是以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歌，“动吭一呼，闻者兴起”。鲁迅还研究过“恶魔诗派”在波兰、匈牙利等民族文学中的发展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也比较过尼采与拜伦的不同，拜伦和易卜生的差异，并得出结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也就是说必须审己知人，在众多的比较中鉴别优劣，才能找到振兴中华的途径。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中也反复比较了托尔斯泰、高尔基与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莫泊桑、雨果，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不同，从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促进中国文学积极自觉地从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30年代，傅东华、戴望舒分别翻译了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和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1936年出现陈铨的专著《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范存忠的《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都在某一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50年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论著。莎士比亚、歌德、伯纳·萧、泰戈尔、易卜生、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都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而反映在许多专论之中。近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日渐繁荣，无论在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

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方法学理论方面，都还有一系列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相互独立的不同体系的文学现象的“可比较性”的标准，比较文学独立的方法论体系，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文学同整个人类文化的联系等尚未圆满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同时也正是这些问题向我们预示着比较文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学理关系及其三种类型的意义

文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法国学者基亚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美国学者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是超出一个特定国家界限之外的文学研究，一方面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另一方面包括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学、宗教等等。”美国学者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不局限于事实联系，应该从美学与批评的高度对毫无历史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类型的平行比较研究，追问二元之间的美学价值关系。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在前苏联特定的学术语境下把比较文学释义为“历史一比较文艺学”，也认定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历史一比较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简而言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关系”，这一点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得到了认同。

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所谓材料事实关系，指的是在文学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结果是在它们各自的文学中，都可以找到种种外来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与日本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与中国现代话剧，《圣经》与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之间，都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亲缘关系、因果联系之类外来影响的印记。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用实证的方法，探微索隐，以实实在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分析和论证这种历史联系。例如，莱辛的《汉堡剧评》将伏尔泰的悲剧《墨洛珀》和意大利剧作家马菲的同名剧作比较，剖析了他们对希腊神话的彻底改造，从而指出了一出戏的来龙去脉，成为后来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探索渊源的最早范例。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与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卡雷和基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明确地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支，强调研究国际文化与精神的联系，研究不同作家和作品间的各种事实联系，探索文学的渊源、媒介、影响等。比较文学也因这类研究实绩而站稳了脚跟，得到学术界的首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举例]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20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以历时态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整个世界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历史实证研究呢?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搜集第一手的材料，从中探测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他所感兴趣的外国作家作了怎样的评述，其中又。含着怎样的理解或误解。其次，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他相关材料的价值，如作家对外国的印象记、日记、书信、口头材料乃至图片材料等。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从科学实证的角度出发，甄别、遴选材料，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而将立论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有效地一开文学对话的历史维度。

所谓美学价值关系，指的是在各民族文学之间，有些文学现象并不存在历史实证关系，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又具有某些契合相通之处，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文学审美特征。产生这些契合相通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如前所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维•马•日尔蒙斯基指出，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正如受到同一历史时代相类似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使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出现过很多类似的特点一样，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统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问，尽管在缺乏直接联系或影响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世纪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民族史诗，俄罗斯人的壮士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歌，以及突厥和蒙古语系的史诗创作等等的相似。当然，这些相似性特点又是伴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差异而同中有异的。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在不同国度形成和延续的时间是不同的，并且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比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就比在德国更经典些、辉煌些。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本身内在的品质来认识。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思想感情的交流方式，正如高尔基所言的“文学是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心、文心又有契合相通之处。世界上的人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又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当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已经处于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状态，他们面对着同一个客观世界，有着共同的需要、感受和困惑，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像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这些都会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产生相类似的文学现象，同时又由于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区别而各具个性。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的一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有自己的特性。这些规律和特性在不同的时空中会表现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比如，各民族的文学在体裁上，大致都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它们的形式功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必须强调另一面〕许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为了最终发现文学的一些普遍规律。因此,他们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求异国或异族文学的相似点上面,这是一个误区。恰恰相反,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异族异国文学的差异方面。一些学者往往不加区别地认为自然科学的法则在原理上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则即使不是同构也是同向的。自然科学的某些法则确实和人文社会科学法则相通,但在某些特殊领域,自然科学法则和这些领域的法则是不相容甚至恰好是相反的。例如文学领域。在文学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相比,其艺术形式和技巧相似点越多,其艺术价值越低。当某两部文学作品几乎完全雷同时,在逻辑上,其中的某部作品的价值必然趋近于零———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抄袭。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作品的特殊性,或者说独特性。然而,理论家们,在研究比较文学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强调异语异族异国文学间的相似点,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独特性,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总是天真地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统摄、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所谓普遍规律(对“同”的研究),这在哲学上来说倒有些意义,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普遍规律的意义就相应要小得多。许多学者不明白,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价值的不是抽象的一般规律而是若干较为具体的特殊规律。

所谓学科交叉关系，指的是文学和其他学科、文学和人类其他知识领域、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以文学为中心，考察一下它的生产过程和生存环境，就会发现它在各个层面上与多种事物发生的复杂联系：它与社会生产的联系，与人(作者、读者、评论者等)的联系，与文化背景、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姊妹艺术的联系，与人类其他认识成果的联系，等等。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为例，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从不同学科出发切人艺术，最后构成了融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艺等综合学科为一体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点上，现代派艺术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派艺术作品大多数是多学科的结晶。此外，对《圣经》的学科划分亦可以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它既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宗教；既可以是历史，又可以当作神话来读；甚至可以说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是文本。

因此，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也必须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把文学放在多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加以考察，也就是在比较之中来说明文学与其他艺术、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否则，就不足以全面地本质地认识文学。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来这样认识和研究文学。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认为“诗为乐心，乐为诗本”，说明了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18世纪德国学者莱辛著有《拉奥孔——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论证了诗歌与雕塑的异同。

在考察科际整合关系的具体实践中，首先应做到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面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面回归到文学“本体”。因为文学毕竟属于人文学科，与“人”和“人们的活动”有关，它反映人性、人的成就，因此，文学具有一般人文科学的特点。在人文科学内部，研究文学与哲学、宗教、音乐、绘画、戏剧等的关系，有助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是，无论文学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关系怎样密切，科际整合研究仍必须以文学为中心，强调文学性(1iterariness)。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角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

比较文学、比较解剖学等中的“比较”什么意思？

比较文学的最根本任务，是将不同民族的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阐释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比较文学中的国别文学研究、语种文学研究和区域文学研究，都是以民族文学研究为基础的。

比较解剖学通常是指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它是对各类脊椎动物的器官和系统进行解剖和比较研究的科学。生物进化在比较解剖学上最重要的证据是同源器官。同源器官是指起源相同，结构和部位相似，而形态和功能不同的器官。

比较文学

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

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

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

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

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

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

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

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

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

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

“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

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

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

“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