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叙事艺术对小说的影响,中国史传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举例阐述《史记》对小说的影响

在探寻中国小说历史源流时，史传传统是占有绝对影响的，而其肇始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左传》、成于战国西汉辑成的《战国策》等早期有较强文学性的史学著作。而这个史传传统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在继承优秀史学传统再加作者创造性的开拓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写成的。由于司马迁具有独有的家学修养、广博的视野和胸襟、进步的思想性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史记》的文学性特点更为显著，故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史学著作。《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本身就被看作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打算仅就《史记》对中国古代（这里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所有小说，即包括一般所谓的近代）小说的影响展开论述。

《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著书理念、讽鉴传统、创作手法、题材内容、形象塑造、篇章叙事和语言修辞等几个方面，下面分点具体论述：一、著书理念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观点，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作者而言，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司马迁给出了一个解释是心有郁愤要借此抒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和，至于在古代小说领域，也有不少作者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愤笔而书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有发愤的因素蕴于其中。

如蒲松龄，曾连续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接下来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一生，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直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吴敬梓同司马迁一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都热衷于仕途，而后来思想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司马迁是被处以宫刑，吴敬梓则穷愁潦倒，常常断炊，在穷困之中坚持创作。其他的或是写家庭衰落之悲或是写社会政治之腐朽，不论是惋惜哀叹还是揭露批判，其一腔郁愤则是作者们所共有的，借书发愤终于成就了众多辉煌的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二、讽鉴传统

讽指揭露批判，鉴指资鉴兴衰，史家的实录对于黑暗时弊的批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古察今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最大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写到汉初，跨越两千多年，朝代更迭，几度兴衰，而在这兴衰之中又有多少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时期。中国绝大部分文人又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且他们本人就大多是这些腐朽政治和黑暗时代的受害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寄予讽鉴便也是很正常的了。

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寄寓兴衰的作品，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虽然在文学史上这些作品被分列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但它们都涉及国家政治社会问题。如《三国演义》记录三国的分合兴亡，《水浒传》写了北宋后期的腐朽朝野、官逼民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展示的是清末整个国家和社会腐败堕落黑暗丑恶。作者们在对这些丑陋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对美好社会国家的赞美和向往。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要想避免没落衰亡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读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来。

三、创作手法

《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受到后世非议的一点即它的虚构和想象，这一点对于史学作品来说可能确有不妥之处，不过这却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要点，这是《史记》文学性的几个特点之一。后世学者已指出《史记》中不少可能是处于作者虚构想象的内容，如垓下之围时情景，项羽绝唱《垓下歌》，《鸿门宴》里项藉和刘邦的秘密会谈等等，像这样的对话场景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些与作者相隔千百年的人物的对话和其他一些细小的事情或细微的场景，司马迁肯定是无法知道的，不过作者却根据历史结果和人物性格等对这些都给予了极为合情合理的虚构描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当然作为历史著作，司马迁还是很严格地执行实录原则的，他是根据逻辑真实的原则进行虚构想象的，所以有人说司马迁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前者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和面貌进行如实的反映，它所运用的基本表现方法是对反映现象做客观描写;后者的基本精神是表达某种社会理想，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夸张是其表现方法的基本特点。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浓烈的悲剧美的作品，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对人物进行褒贬评述时，序赞中蕴藏着一种深长的情思：“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处处有我在；或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和讽刺，每每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情；或是对高义奇节之士的向往和对失败者与受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时时流泻太史公的真情实感。”（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 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04年第3期）例如在《孔子世家》的评语中写到“诗

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对于他所厌恶、摒弃、批判的人事物，则多写其假丑恶凶残恨，“秦始皇灭了周和六国，太史公不高兴，就把始皇的妈的淫行，夸张到不堪的程度。始皇是十二个月生的，嫪毐的性器可以‘专车’。”（聂绀弩语，见岳麓版《三国演义》前言）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超前型和守旧型。前者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后一类尽管死得很壮烈，但他们的悲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而奋力坚守，如田横和五百壮士。按其人物品格而言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前者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几乎是无可挑剔，如《赵世家》中的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后一类是人物自身品格存在明显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最终毁灭。非常典型的是项羽，身前辉煌显赫却死的悲惨壮烈。“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四、题材内容

《史记》对于后世小说题材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侠客题材，神怪题材，历史战争题材。后世小说或是直接从《史记》中取材故事内容，或是借鉴其中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以说是中国是中国侠客小说的鼻祖，真可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中都有不少侠客形象，《聊斋志异》里不仅有一般的侠客形象，还有不少劫富济贫、救人于危难的女妖女侠客，可以说是对侠客小说的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侠义公案小说蔚为大观，如《绿牡丹》、《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小五义》等等，人们对铲除霸恶、扶危济困、仗义公正、反抗强暴的侠客确实极其向往、尊崇和感激。

在叙述远古史事时，由于司马迁采纳了不少神怪传说，奇闻异事，即便是一些对作者而言是近现代的史事，为了衬其神秘也有不少神异事件的描写。如吞玄鸟卵而生的殷始祖契，践巨人迹而生、又经历奇特的后稷等。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的诞生是刘媪遇龙而孕，该篇还记载了刘邦醉斩白蛇的情节 ,都颇有神奇色彩。中国的神怪题材小说也是历史悠久，当然其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其后则如魏晋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直至《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东游记》等。《史记》对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一类是直接借鉴取材史记里的内容，如《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另一类主要是借鉴其描写笔法和语言修辞、情节场景等等，语言修辞后面还有专门论述，这里仅就情节场景举个例子：《三国演义》在描写张飞大闹长坂坡时写到张飞圆睁环眼大喝数声，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接着是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和诸君众将一起望西奔走。而在《项羽本纪》有“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此外如鸿门宴情节、项庄舞剑场景也在《三国》等小说里多次出现，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的经典情节场景了。

五、形象塑造

《史记》里记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凡夫走卒的各类形象，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真实、生动、典型的细节描写，准确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不仅使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本质特征得到充分的表现，而且在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又反映了作者对人物有着恰当的取舍和抉择，这样，人物形象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甚至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其人物描写范围的选择之广泛，对小说进行广泛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可谓奠定了基础。各类形象自有特征，同类形象的性格又一、各有不同，共性与个性完美结合，采用多维视角、旁见侧出来塑造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其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有四种：一、以典型事例塑人：“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二、以细节描写塑人：“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三、以语言描绘塑人：“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四、以道德评价塑人：“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赖祥亮：明清长篇小说塑人艺术的《史记》渊源——从小说评点话语谈起，《三明学院学报》06年第3期；）

《史记》中在后世享有盛名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典型何其相似，帝王类如秦始皇、汉高祖等，辅国重臣如范蠡、伍子胥、蔺相如、萧何，武将如孙武、吴起、王翦、廉颇、李广，农民起义英雄如陈涉、吴广，侠客如荆轲、聂政、郭解，文人如老庄孔孟屈贾司马相如等等，名医如扁鹊太仓公，其他的如隐士、商人、佞臣、酷吏、伶优，真是无所不包。项羽类的英雄美人故事、司马相如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后世反复上演。或是暴君或是明主，或是奸臣或是贤相，或是战将或是文官，或是辉煌结束的历史宠儿或是黯然收场悲惨英雄，这些形象及其故事和各自所包含的意蕴也已融入国人的精神之中。

六、篇章叙事与语言修辞《史记》中的许多篇章结构法式为后世小说借用。如开篇讲人物的生平，结尾的揭示主旨或评论，单传或合传组合成册，分可独存合为一体，叙事波折起伏，情节生动而有吸引力。

其结尾评论的手法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司马迁有“太史公曰”，蒲松龄有“异史氏曰”。它们虽采用史论形式，但都包含有浓烈的抒情，有的不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也都同样带有浓郁抒情色彩:：有的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有的袒露了其坦荡高尚的心胸；有的泄露了作者深沉的苦闷。而可分可合的结构在《儒林外史》里有明显体现，鲁迅就曾说《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

《史记》所运用的白描手法、因果探索、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叙事脉络（虚实结合）、对宏大场面的驾驭把握、前后照应、互见法、顺叙倒叙正叙侧叙、行文简洁精练、限制叙事、生动的故事情节描写等等，可以说是奠定了后世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法。例如《三国演义》的虚实结合塑造和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叙述，《红楼梦》中人物描写的互见和精到的任务白描。

此外，虚构想象和夸张、对比、讽刺、铺衬渲染、多种文体的运用、精彩而典型的外貌描写、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寓褒贬于叙事和春秋笔法、个性化的语言对话、散文化的语言写作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史传散文对小说产生了什么影响？

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划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奶》、《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先秦散文和叙事散文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修改便加以利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时间故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诡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中国古代小说源流是在哪呢？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意思是“琐屑之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先秦两汉时期所谓“小说”实际指的是出于街谈巷语、内容荒诞浅薄、形式短小杂乱的杂记杂说，与后来“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完全不同。真正具有故事性并对后来的小说有着源头意义的是神话、宗教传说和史传文学，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等。

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内容多与创世造物、自然、战争和发明创造相关，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后羿射日”，自然质朴，开创了神怪题材，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母题和想象空间。先秦诸子多善于用譬喻的方式说理，留下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浅近简短，精辟形象。史传文学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其人物描写、历史题材和教化作用也对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初具规模。这一时期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主要分为两类：谈论神鬼的“志怪”与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志”是记录的意思，志人志怪小说受史传文学“直笔实录”观念的影响很深，这时期的作品虽然在结构、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有了基本的形貌，但缺少艺术的虚构。如志怪集《搜神记》，作者干宝是东晋史学家，他在《搜神记序》中表明自己力求“实”“信”的态度，明确写作目的就是证明鬼神的存在。《搜神记》的内容包括地理博物、鬼神灵怪、佛法灵异几个方面，其中一些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怪异故事有着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表达了人民的情感态度，如“干将莫邪”的复仇故事，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乐道。

这一时期重要的志怪小说还有南朝人刘义庆编撰的《幽明录》，记录了许多关于现实生活中道人俗士的奇闻异事。刘义庆还编撰了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志人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逸闻轶事，是一部品评人物的小故事集。《世说新语》语言简约生动，特别在人物刻画方面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一般认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是在唐代，“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代出现了许多文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后世称之为“传奇”，如《莺莺传》、《任氏传》、《南柯太守传》、《昆仑奴》等。传奇是唐代继魏晋志人志怪后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兴盛是在中唐时期，题材涉及爱情、豪侠、历史、仙梦等，其中爱情题材占有极大比重而艺术价值尤高。

爱情传奇以真实、热烈、生动、深切的男女恋情撼动人心，把异闻和言情相结合，反映现实生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有着青春浪漫的愿望、果敢大胆的追求、顽强不渝的抗争、勇敢坚贞的品格，追求真爱，生死不渝，但是往往因地位卑微得到凄冷残酷的悲剧结局。可以说，爱情传奇的兴盛代表了唐代传奇的成熟，是唐传奇全盛时期的主要内容。唐代传奇语言华美，情节曲折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体制成熟。

宋、金、元代，小说全面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传奇和志怪作品，如传奇小说选集《云斋广录》、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另一方面，话本小说悄然兴起，与文言小说分流，并逐渐成为后来小说创作的主要流脉。话本即“说话”的底本，“说话”是市井中以说唱方式演出，取悦听众的一种表演形式，在宋元时期得到充分发展，日益繁盛。它以内容世俗化、语言口语化为主要特征，话本小说继承了这些特点。话本小说有固定的体制，一般分为入话、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通常开头用一首或一组诗词引起话题，结尾再用一首诗词作总结。其题材内容以爱情和公案为主，还包括灵怪、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代表作品有《碾玉观音》、《简贴和尚》、《错斩崔宁》、《西湖三塔记》。

元未明初，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一章回内容相对完整，可以自成一个段落，但各个章回之间又相互联系，连缀成一个整体。

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主要代表。明代（1368—1644）“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带动了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繁荣。长篇小说创作逐渐从历代累积、集体创作走向个人独创，内容逐渐由历史重大事件走向日常生活，人物形象从英雄走向平常百姓，益加世俗化、平凡化、口语化，更加能体现现实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话本在明代大量刊行，一些文人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创作了供案头阅读的短篇小说，即“拟话本”。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主要有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漾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分别总称为“三言”、“二拍”。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也仍然大量存在。

到了清代（1644—1911），小说达到了长篇章回体裁创作的最高峰。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以独特的结构方式将科举制度下几代知识分子的境况遭际穿连于百年历史图景之中，博大而深刻，饱含了作者对当世文人命运的思考。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更以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广传天下。

小说在近代继续发展，侠义公案和人情世态等题材随着社会文化的变更发生一定转向，出现了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大量作品，取得了卓著的创作成绩，为“五四”后白话小说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