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什么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是什么的文学家?

苏轼是什么文学作家，书画家字子明号称什么？他与父亲苏沟弟弟苏澈合称什么？为什么之一？

苏轼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明，号东坡居士，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扩展资料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是著名的什么家 什么家 什么家？

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绘画成就：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宋苏轼是什么文学家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

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

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

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

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

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

“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

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

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

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能画竹，学文同。

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

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

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

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

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

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

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

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

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

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

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

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

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

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在绘画创作及理论方面，苏轼也有贡献。

他第一个使用“士人画”的名称，特别看重文人画，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

“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

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

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

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

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

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

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

”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

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

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

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

”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

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

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

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

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

”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

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

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

”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

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采撷。

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

”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

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

”（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

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

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

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

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

”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

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

”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

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

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

”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

”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

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

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

”“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

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

”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

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

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

”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

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

”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

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

”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

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

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

”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碑学：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宋代的碑学与唐代碑学相形见绌，唐碑刻之雄风至宋代已渐衰。

然而宋代书家也有继步前人、身手不凡者，如蔡襄之书碑卓然可观，此后则为苏轼。

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大盛于宋代之日。

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

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

”“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东坡一人耳。

”（《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虽然由于北宋在政治上的斗争复杂，苏轼所书碑刻也被毁，但尚有拓本流传，可睹苏轼碑学上的成就。

帖学：无穷机轴出清新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

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天。

”《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皆此意也。

”苏轼固然在正书碑刻中显示了他的气韵与艺术个性，但在行草中的神韵传达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体现了他的创造性。

寓意：适意无异逍遥游

苏轼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于文学、于书画等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

他曾透过书法与诗的演变，发现由魏晋至唐代的特点、转捩及其两者的沟通处。

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

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

”正由于颜、柳体兴起，致使钟、王之法式微；又因李、杜崛起，才使六代的古诗中衰。

可见诗、书之道是相通的。

此类论诗文、书画之见解，苏轼发秘者甚多。

这里着重探讨苏轼书论中“寓意”说。

从中可见他对时代书风及以往书史的认识的深度。

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

”又《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这些以诗论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的智慧。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

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

”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这是一种获取心灵 *** 、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 *** 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

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

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

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

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

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

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

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

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

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

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

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

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

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

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

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

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

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

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

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

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

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

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

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

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

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

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

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

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

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

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四家之首　百代风流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

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

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实践上，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在帖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

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

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

正如杨守敬所说：“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

”（《学书迩言》）

在宋代，学苏书者甚众。

苏辙的字一如其兄，古拙刚健，晚年尤佳；次子苏过的笔法近似乃翁。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先学苏字，后自成一家。

又如周邦彦、李纲、陆游等，皆力学苏书。

宋代士流以得苏轼的书迹为荣。

黄庭坚曾说：“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

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

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

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

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记录了一段故事：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

徐州黄楼，东坡所作，子由为赋，坡自书。

时为守者不忍毁，但投其石城壕内，而易楼名“观风”。

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

苏轼所写的碑，人们不忍毁掉；收藏其字的却大发其财！宋以后学苏书者，代不乏人。

明代吴宽、唐寅，清代张之洞等都是学苏书的好手，而从苏书中汲取营养与灵感的人更是不胜枚举。

苏轼其人其书，自当世世传颂，百代风流！

苏轼是什么家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他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学，他是宋代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诗词书画加之散文，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还是那方面的巅峰代表。

苏轼是一个豁达之人，在因为反对新政，而遭到新政一派的诬陷贬谪之后，他虽然因为被贬谪而郁闷，但是一直都用自己的内心来排解。他醉心山水，求得心灵上的平静。

扩展资料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是著名的什么家?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是什么学家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哲宗后，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高宗时赠太师，谥文忠。